在抗日战争中，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，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进行不懈斗争。而那些在隐蔽战线的情报员，虽不曾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出生入死，却为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在济南南部山区，也曾有一处红色电台，如同隐藏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，迸发出强劲力量。
情报“点”连缀成线
设立南部山区电台，是筹建济张泰情报站的核心工作之一。
从1940年冬起，日军以大量兵力进攻山东抗日根据地，采取了极为残酷的“铁壁合围”“梳篦式扫荡”等手段，抗日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。为准确了解日伪军的活动，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，1943年，山东军区决定开展大城市及交通沿线的情报工作。
1943年夏，山东军区情报处调王均（原名牛瑞符，另化名邢守业）、曹芳廷（原名曹廷萼）、郭宜亭（原名吕墨之）、亓西钊等到济南地区搞社会调查，利用各种关系搜集敌军情报，创造条件，筹组情报工作机构。具体分工是：王均负责统一领导工作，与亓西钊分管济南地区；曹芳廷分管泰安地区；郭宜亭分管张店地区。
王均和亓西钊来到济南南部山区的高而、核桃园一带活动，在泰历县工委书记董林汉和高而区委书记陈杰协助下，把开辟抗日根据地和筹组情报机构结合起来。
情报系统宛如一张无形却坚韧的蛛网，在敌占区悄然铺开。这张网由数个“点”组成，每一个“点”连缀成线，共同编织成红色天幕。
这些“点”，由爱国志士构成。王均等人在仲官等敌人据点附近以及济南近郊农村，发展了一批情报工作人员。其中较突出的是姜仲三。姜仲三是手工工人，曾在哈尔滨、济南等城市做工，在济南铁路大厂有不少朋友。1943年秋，姜仲三被发展为情报工作人员。在不长的时间内，姜仲三利用广泛交友的优势，在济南市内发展了数名情报工作人员，以铁路大厂为基点，组建了包括王印增（铁路大厂技术员，1945年夏牺牲）、王根增（在济南天主教救世教会工作）、王俊雄（即王保罗，在飞机场当汽车司机）、韩文成、唐锡纲等在内的情报小组，主要任务是搜集铁路与机场的情报。
有一次，上级要求大厂情报组提供一张济南火车站和铁路大厂的详图，要求把重要的设施明显标出来。王印增冒着生命危险，在工人的协助下很快完成任务。半个月后，由日本人控制的济南火车站和铁路大厂的要害部位遭到空袭，其中铁路大厂的动力车间遭受打击最为严重。
除了情报人员，他们还设立了数处重要的情报点。比如，以焦延荣为核心的长清县纸坊情报点。焦延荣是1943年9月长清县委介绍过来的，是王均等到济南后结交的第一位朋友。他虽不是共产党员，但热心抗战，为人憨直诚实，先后动员了张勇、宋勤、刘庆林、徐振兴等近20名青年参加情报工作。这其中有的在铁路当工人，有的在车站干职员，有的在市里拉洋车。
当这张情报网铺开后，便发挥出重要作用。比如，在邵而区北部有一个敌人的卡子，为了便于出入市内，情报网的指战员便争取了一个伪乡长，并把情报人员石磊派去给伪乡长当秘书，使这个伪乡公所变成了情报工委传递情报、出入卡子的保护所。交通员吴凤城和石磊内外配合，密切联系，使情报线路畅通无阻。吴凤城经常夜间单枪匹马跑几十里路，被群众称为“飞檐走壁的能手，来无影去无踪的好汉”。
电台初设南山
1944年2月，为保证情报的及时传递，山东军区派李惠民携带电台，随王均一起到济南工作。4月，山东军区决定正式建立胶津济情报工作委员会，王均任主任兼支部书记，曹芳廷任副主任，郭宜亭任委员。6月，山东军区电示情报工委，支部书记改由亓西钊担任。该情报工作委员会亦称济张泰情报工作站，下设济南、张店、泰安3个分站，总站设在济南南部山区。
李惠民，原名薬献庭，山西沁源人。他出发前，山东军区情报处处长邝任农给他交代了任务，并提出“薬”姓极少见，字也特殊，易引起他人注意，故请他把姓名改得通俗一点。薬献庭考虑了一番，认为“李”是个大姓，就将姓改作李。当时他知道黄河以北有个惠民县，即改名为李惠民。情报处的匡思贤科长向李惠民具体讲了电台使用的波长、呼号、通报时间和注意事项。李惠民换上便衣，即随王均来到济南。
当时济南情报站在泰历县。李惠民到达济南市郊仲宫附近，在高而地区十八盘的单家安设了电台。南山地区日寇据点林立，敌情严重。王均公开身份是做小生意的，身着长袍、长衫；李惠民因是山西口音，怕单独活动引起怀疑，所以在出去时，打扮成王均的小伙计，身穿破棉衣、棉裤，头戴一顶破毡帽，背着钱褡子，跟在后面。
这两人大都在仲宫以东、柳埠以北、西营以西一带进行隐蔽活动，晚上住在群众家里。到深夜，李惠民悄悄架起天线，王均做好警戒工作。当时只有专职报务员李惠民一人，译电员由王均兼任。如王均不在，由亓西钊兼任。凌晨一至三时与军区通报，内容多系军事方面的，如敌人的调动情况，铁路线上的军车何日何时到何处，什么军种，多少人等。
发报地点多选择在离住户较远的场园、不用的牲口棚、盛草的小屋子、农具室等偏僻地方。李惠民忙完工作，便顺势住在这些地方。工作结束后，他马上把天线拆下来，将机器藏好，拂晓前把场地收拾干净，恢复原貌，让谁也发觉不了。
电台建立三四个月后，日寇发现济南近郊有电台发报的讯号。此信息突然从济南传来，给情报站敲响了警钟。李惠民等人知道电台本身是保不住密的，只要发报的时间一长敌人就会发现，并知道电台大概的方向。当时，敌人经常偷袭、“扫荡”、搜索情报站驻地，并派人暗中查访。
1945年元旦刚过，日伪到情报站活动的地区“扫荡”，黎明时分包围了核桃园、储泉沟、泥淤泉，搜剿八路军电台。由于上级和群众提前告知，电台得以及时转移，没有受到损失。2月5日，柳埠反动道会门在敌特的煽动下进行暴乱。区长李芹、粮秣助理员张玉山、科员郑德民、区中队以下干部7人及革命群众20余人遇难。整个柳埠区公所被摧毁。第二天日、伪军大肆搜查电台、捕杀共产党员和八路军便衣人员，其中事务所所长孙大甫被鬼子抓到仲宫杀害。鬼子还抢走了公粮数万斤，并胁迫农民一户不落地加入反动道会门红枪会。王均、李惠民等人带着电台乘夜逃出，由于失去了可靠的群众基础，他们连电台都无处架设。
窝棚里的坚守
为保证电台的正常运转，王均等人与泰历县委领导同志研究决定，将电台转移到泰山北麓的半山腰。这里山高沟深，草木丛生，人迹罕至，是个连放羊人都不去的地方。靠近山崖头有一个用秫秸搭的窝棚，这原是鲁中情报组安电台使用的。
此时，电台工作人员缩减为4人。台长李惠民不到20岁，工作人员宋勤18岁，魏佃三17岁，还有交通员徐文友。李惠民等几人在山上白天要防日寇和汉奸，晚上还得防野兽，山上野狼很多，他们住的窝棚上面盖的是茅草，四周是用秫秸扎的，连兔子也挡不住。有时，魏佃三送电报没回来，其他同志又外出，留下李惠民一个人在窝棚里住，他就爬到一块又高又大的石头上，事先在上面搬了一大堆石块，不时将石块往山沟里丢，石头在山沟里互相撞击，发出很大的声响，借以吓唬野狼。
刚到窝棚时，适值冬末，四面透风，寒风刺骨；夏季，遇上下雨，环境就更艰苦了，外边下大雨，棚内下小雨，外边不下了，里边还滴答雨。夜间不能睡觉，就顶着雨布坐着，或顶着雨布收发电报。最艰难的还是连阴天，机器很容易受潮，电台发报用的干电池也容易潮湿，所以还得想办法保护机器和电池。
电台建成后，保密工作成了大问题。情报站加强了对内部人员的保密教育，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。王均对电台工作人员的学习、教育抓得很紧，工作空余时间，就安排他们学习；外出时，王均一边走路一边给他们讲革命道理，特别是讲保密的重要性。同时要求其他工作人员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应问的不问。这是做秘密情报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。
不仅当地群众不知道有电台，即使是工作人员也不知道。如，每当跟王均、李惠民出发和转移电台时，宋勤负责背着发报机。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，他只知道自己背着个沉甸甸、黑乎乎的家伙，不知道是个啥玩意儿。后来，王均告诉他，他才恍然大悟。
电台人员当时的生活十分艰苦，吃的是地瓜面煎饼、盐煮黄豆或大锅青菜汤，但大家始终斗志昂扬，夜以继日地工作，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战斗集体。
李惠民半夜里工作，收发的电报由魏佃三送到几十里外的情报站联络点。李惠民、宋勤、魏佃三在窝棚里的安全和日常生活，主要由山下一户靠租种庙里几亩山地生活的徐文友负责。他的家就住在泰山和历城交界的地方。徐文友发现敌情，即上山报告。徐文友还不分白天黑夜地把粮食、蔬菜、油、盐和锅、碗、刀、勺等送上山来。徐文友一方面与电台工作人员种了半亩菜地作掩护；另一方面又把泰安的情报传给王均。
在这个险些被遗忘的角落里，这群年轻人用自己的奉献诠释着忠诚。红色电波在黑暗中直飞沂蒙山，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。（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）
